一点杂谈——从文学心理学角度解读村上春树的《1Q84》系列作

一点杂谈——从文学心理学角度解读村上春树的《1Q84》系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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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村上春树,日本现代著名作家,由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获得当年日本的群像新人奖,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作家之路。其大部分作品都带着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如果更进一步的介绍说他是一位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也不为过。村上春树的文笔受很大程度上美国文学的影响,是“欧美日本文学热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1]在前期的文学创作中村上大多关注的的是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情感变革而基于这一点慢慢的演变为一种更广阔的视野由人的烦恼转变为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以及战争和其他大事件对人的影响,从《奇鸟行状录》中我们就能深刻的体验到他的这种变化。而对于近作《1q84》的出版更是一次新的尝试,该作品从独特的视角描述的两个不同的世界,这部小说涉及到哲学宗教的众多领域,特别是有关伦理学中的善恶问题。随着人类发展社会变迁,道德的发展也是渐渐在变化,以前的善恶观是否仍旧适用于现代,现代又应该发展出一种怎样的善恶观,这些问题不禁令我们思考。而对于村上的小说而言,大量的意识流形式的心理描写也能帮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更好的了解他的思想。

 

二.文学心理学与村上春树

 

    以心理学的方式来解读文学样本最开始起始于弗洛伊德,他最早运用精神分析对神话故事俄狄浦斯和对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解读。虽然弗洛伊德开启了文学与心理学交流的桥梁,但是站在现代的角度看弗洛伊德的这种解读,仍略显片面,他主要集中在作家写作是一种对发泄欲望的升华,这样的观点来解读作家。从现在的文学心理学发展来看,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可不仅仅是让人们从一个作家的作品上了解其人,更是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将心理学与文学与大众的生活方方面面的联系起来。而读者则是在文学心理学中最不应该被忽略的角色,一部伟大的作品不仅需要的是一个伟大的作者更需要的是阅读它的人群,没有人群的阅读和理解,伟大的作品是流传不了的,作品需要的是读者的共鸣。根据一种文学心理学的观点,文学作品激发了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经验,即审美体验。读者在阅读中被拔高,改变,被鼓舞,激发和被分裂。霍斯佩思详细叙述了这种观点:“读者在空间,时间和态度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发生重大变迁,直接进入他人存在的的情感过程,并且体验道人类本性的这种共同关系。”[2]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霍斯佩思的这段叙述正好和荣格倡导的“集体无意识”内涵重合,正是作家作品里的这种“人类本性的共同关系”引起读者的共鸣,激起的正是潜藏在每个人中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村上春树的作品,其的畅销性更能说明这种“共同关系”带给千万读者的影响。一个好的作家在某种方面必然是一个畅销的作家,虽然在很多情境下许多伟大的作家的书卖出的数量也许有差别,但是在影响程度以及引用传播度上这种“畅销”是必然存在的。人群需要好的作品来发泄来引导,一个著名但仍属于推测的观念解释:文学阅读是泻药,它解除常规生活的抑制,约束和压力(可以推测,文学的不同类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服务于不同类型的人)。[2]据此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人们通过阅读来发泄隐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人性不能缺少的但

是在道德社会又不能常常表现出来,并且文学作品能给人群一种想象的空间,想象的主动权落在人群手中,文学作品的这种线索和提示性也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通过阅读的体验间接增加生活经验的丰富。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生活狭小区域的人群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村上春树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他提供的大多作品都带有一种现代人的行为和思考模式,也正是这种看似于设身处地存在于读者周围的环境和经历激发了更多的共鸣。从最开始使村上名声大噪且畅销至今的《挪威的森林》到后期偏向于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系列作品,都体现了他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大都市生活的一种精准的感知。但是对于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来说,只关注人群中内在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人群的情感和思维最终导致的是社会行为,而推动历史发展的又正是社会行为。所以在人类社会中对社会行为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的。村上就根据发生于1995年日本东京的一起灾难而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1q84》。这起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由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导致的地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

 

三.从文学心理学角度分析《1q84》作品中的意向

 

1.关于两个月亮

   两个月亮即代表了一个平行世界。

   这是文中最表面浅显的意思,这两个月亮的世界又不能说是完美的独立世界而是一种与现实相互关联着但是又维持平衡的世界。女主由开篇的地铁避难梯进入了另一个平行时空,而开始乘坐的计程车司机的一句话也从基调上奠定了这部作品,“不要被外表迷惑,现实只有一个”。从作者的角度而言真正的时空是1984,而两个月亮的世界是1q84。村上这部小说也很明显的在向奥维尔的《1984》致敬。在谈及《1Q84》的创作起因时, 村上说,一是受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影响:“很早以前就想以奥威尔的`未来小说' 为基础将不久的过去写成小说”。[3]这部长篇小说毋宁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不如我们从意识流的角度来看,全篇按照三个人物的视角展开,每个人物视角都着重于描写该人物下的整个世界观,而且大量的心理描写会让单纯追求小说情节推演的读者感觉冗长乏味,但是我们卸下1q84小说的外衣来看这部作品,它其中蕴含的时间空间的交错和人物心理之间的感受交错是如此的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现实的世界即真实的1984年,天空只有一个月亮,而平行于1984年的1q84世界里则有两个月亮。这种空间的虚无和荒谬感带入我们进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时空,我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1894年不能发生的事情,1q84年却能平常的产生。这种文学的想象感和虚无感在很多以往的作品中也能体现出来。如果用拉康的理论来讨论这种文学的虚无,我们可以把1q84当作是一种想象界,而夜空出现的两个月亮则是在想象界中的那一小片实在界,它的作用就是连接实在界,让两个平行的时空有发生关系的可能。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让读者知晓也让书中人物知晓所发生的到底是在1984还是1q84。其实村上的文本中这并不是第一次使用平行世界的概念,早在《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中就出现了双线世界的交织。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实在界和想象界的交织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把它看作是表层的意识和深层的潜意识的交织。表层意识就是真是存在的1984年,这里的一切都按照人类社会既有的规则行进,按照的是“现实原则”,在真实世界和现实原则背后实际上有一股人类本能的暗流下涌动着我们被压抑的东西。而在被压抑的东西没办法消亡也上升不到现实中去,那么它们就出现在这种潜意识中,即平行的1q84世界,在那里既有的人类规则未必行的通,很多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确确实实的发生了,这么来看,这片潜意识之界就是我们可以任意“撒野”的圣地,我们也由此发生的事情来探究我们人类本身,从最底层的根本去讨论人性及人性的善恶。

 

2.宗教式的爱情与性爱

情爱描写中总是在文学作品中占据着很大的篇幅,而对于村上的小说而言,男女的情爱总有一种基于现代社会环境而又超脱于现代社会观念规则的情爱理论。而在《1q84》这篇小说中,村上的这种理想主义里的柏拉图情爱观更是以一种基于宗教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全书的男女主角只在童年的记忆中相处过一段时间,除了短暂的童年交流外都活在彼此的追忆和想象之中,由于阴差阳错的境遇他们都卷入了一件跟宗教团体有关的事情中,也在事情的渐渐发展与推演中慢慢感受到彼此的存在,继而彼此追寻。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看不到男女主角的实质上互动,村上书中大部分的互动描写也是借助于他人与它物来实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带领读者去渐渐将两个人联系起来,在两个人彼此的追寻过程中也与其他人发生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性爱关系,但是究其而言不过是为了某种生物的发泄。如果把村上的这种情爱观放置于现在我们其实也能找到依据。身体和精神渐渐的不那么合二为一,它常常又被作为两种独立的东西而相互影响,在拉康的关于实在界和想象界的关系我们似乎能找寻出这种理念的相似性,爱情应当属于人的高级需求层次,在追寻爱情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界的行为,即完全是由作为单独个体来控制,更直白点来说就是人都在追寻自己的想象,而在现实中我们又必须要找到那一小片与想象界相连的实在界,即我们认为合适的配偶的实体,在想象中的配偶要与实在界中的配偶有重合性,哪怕是仅有一点。这恐怕才是现代爱情的真谛。拉康的那句“交流都是成功的误解”也能在这体现出来,男女主角在书中没有实质性的言语互动,所以在理想化的层面上就减少了误解,才能产生更纯粹更理想的爱情。

村上又在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爱情上加入了宗教的色彩,让两个人在宗教的神秘与虔诚中完成这种理想化的爱情。例如,女主在给宗教教祖作肌肉放松训练并杀死教祖的那天怀孕了(与此同时,深绘里爬到了男主的身上,完成了被其称为“支付”行为的性交)—— 虽然女主在当月并没有和异性结合,而且在怀孕后她深信孩子是男主的。有的学者援用了荣格的“结婚四位一体说”(Heiratsquaternio)来解释女主的妊娠。这个学说认为:“恋人之间不仅仅是现实中有意识的男女关系,还与各自无意识的异性形象相关联……所以即使在现实世界中体现为男女两个人的关系,也与两个想象上的异性 形象有关系,所以就仿佛是四个人的关系。”[4]按照这个学说,教祖与深绘里就分别是女主和男主想象上的异性,可以作为他们性行为的代行人。所以,女主的孩子既可以认为是教祖的,也可以认为是男主的(在给教祖做完肌肉放松之后,“两个人都大汗淋漓,急促地呼吸着,简直像奇迹般地完成了一次浓密的性行为的恋 人一样”。并且,按照心理学的“爱与杀害的同一性”的说法,杀害行为本身与性交相关联。女主杀死了教祖 也意味着他们之间性爱的完成)。教祖与男主一个是宗教王国的旧王 ,一个是新王——所以也有人说,《1Q84》实际上是一个杀死旧王、诞生新王的故事。而对于村上认为的宗教和爱情的关联性他便使用了教祖深田保的两句话来诠释:“这是一个杂耍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不过只要你相信我,一切都可以变成真的”在此,村上就已经借助深田保的话语暗示读者,询问男女主爱情的真实性或女主怀孕的可能性是没有意义的。而“所谓宗教与其说提供真理,毋宁说是提供美丽的假说”。我们也可以直白的把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宗教也好,爱情也罢,只要你有一颗虔诚的心便足够了。

 

3.多元的善恶观

这部小说是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为灵感而写作的,村上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曾经采访了受害者和加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并且把访谈写作了一部名为《地下》的纪实文学。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杀人事件里毫无疑问,加害者是完全被受谴责的一方,舆论一边倒的审判加害者,的确,在现实的社会中谁不会允许一个人遭受莫名其妙的袭击,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频繁就会很自然的让人们失去安全感。我们的稳固的社会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谴责加害者毋宁说是人类的道德审判更应该说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作为舆论的媒体压住了加害者的陈词,放大了受害者的遭遇,把民情渲染的悲痛又深刻。但是村上作为一个作家在听取了两方面的陈词后又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态度。当我们在作为审判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作为了一种形式的加害者。在事件中的加害者是为什么会使无辜的人受难呢,而他们在事件发生后又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村上曾经做过一次伟大的演讲,“作为鸡蛋和墙的对立中,我无论如何会站在鸡蛋的这一边。”当我们需要了解加害者时并不是在伤害被害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事件,而不仅仅是受害者发出的哀号,恶人同样也有发声的权利,纵使我们会对恶人的理由嗤之以鼻,但也依然需要他们出来讲话。

    这个时候奥姆真理教便浮出了水面,加害者全部为这个教派的信徒,当村上在法院听的案件主犯林泰男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并非犯罪型人格的 普普通通的人因为种种流程而犯了重罪。觉察时已经成了不知何时被剥夺性命的死囚———我设身处地想像这种仿佛一个人留在月球背面的恐怖,几年来续思考这一状态的含义。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 (《读卖新闻》2009—6—16)《1Q84》出版三四个月后村上又一次强调:“个人与体制的对立、相克,对于我始终是最主要的主题。体制不能没有,但体制在很多方面将人变为非人。在沙林毒气事件中或死或伤的人也是奥姆这一体制伤害个人的结果。” (《 每日新闻》2009 —9 —17)[5] 这次事件带给日本的损失是巨大的,受害者超过五千人 (官方正式公布 为三千八百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于后遗症,有的终身致残。而且无独有偶,这种邪教引发的恶性事故并不是非常罕见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事情,而且发生频率的间隔也越来越短。是否我们真的到了必须要面对的时候,现代社会的信仰缺失,宗教也披上了邪恶的外衣,我们要怎么才能遏制住人们邪恶思想的蔓延呢。这些邪教的信徒又是怎样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教派的杀人工具。 村上认为 , 包括沙林毒气事件案犯在内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之所以由普通人变成 信徒而深受其害 , 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 失去了“固有的自我” ,即失去了制造“固有 的物语”的主体性,致使自己“从他者、从被 你转让自我的某人那里接受新的物”。而教主麻原彰晃能够以充分的说服力把这种作为junk(垃圾)的物语给予人们(求之不得的人们)。......那是粗糙而滑稽的物语,在局外人眼里绝对只能是令人喷饭之物。但公正说来,那里面确有一以贯之 的东西:“那是为了什么而不惜浴血争战的攻击性物语。”(村上春樹 ,アンタークラウント:751 —52)村上的这种提法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据哈佛大学教授鲁宾(Jay Rubin) 介绍 ,当时《纽约时报》一位记者注意到村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一个月前恐怖主义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于是在东京找到村上。村上将奥姆真理教的封闭世界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加以比较 , 认为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如果你有疑问, 总会有人提供答案, 只要你继续相信,就会一直很幸福。但在开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 这种现代社会带来的问题感促使很多人去寻找答案,所以这种有入口而没有出口的情况让很多人都迷了路,最后还是踏入邪教的怀抱中,他们抛弃了自己思考的主动权,宗教的教义就是他们的一切,至此他们不用思考,只需要行动,这样便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杀人工具的道路。这样来看,事件的加害者同样也是受害者,而站在道德制高点我们一味的批判毫无用处。视线在放回小说中,小说中的邪教也是作为一个作恶的团体来示人的,他们古板封闭并且远离社会,自称一派的世界,他们的规则是自定的,不受外界约束,信徒也都有一种严苛而狂热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信仰。这其实是一种精神寄托,而他们把精神寄托在邪恶的事物上。但是如果仅从这点来把事件加害者封为十恶不赦的坏人看起来也是缺乏逻辑的,当我们在谴责作恶时,我们的人性真的就那么高贵吗?黑暗的世界不仅仅出现在沙林事件发生的地下(地铁)及奥姆真理教内部之“彼侧”,也出现在正常的日本社会内部和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之“此侧”。作为“此侧”的例子村上举了一个。一个写在《地下世界》的前言中:一位女士的丈夫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留下后遗症,上班后无法像以往那样工作。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开始说三道四 , 致使 他不得不辞职回家。村上认为这位年轻职员遭受了双重暴力:一重来自属于恶的异常世界,一重来自属于善的正常世界,但二者“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至于“彼侧”的例子,村上举了林泰男。林泰男是沙林毒气事件主犯,他一个人在地铁车厢里捅破三袋沙林,致死八人,致伤 达二千四百七十五人之多。审理期间村上去法庭听了整个过程,觉得就人格来说林泰男绝非犯罪型,甚至是个“诚实”的人。审判长在判词中也说他“本来不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性格甚至有善良的一面”。于是村上“开始极为自然地一点点对他怀有同情之念 ”。(村 上春樹,20006:683) 言外之意,甚至作为恶之“彼侧”堪称“杀人机器”的主犯身上都有善的因素。村上就是这样通过这一系列采访和旁听活动获得关于善与恶的开放性认知和结论,拆除了“此 侧”与“彼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藩篱, 使之互相流通,呈开放状态。 

    基于此,村上发展了一套“独自的世界观”,即“世上既没有绝对的善,又没有绝对的恶。”他说,“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绘的也是这样的世界形态。重要的是保持来回转换的善恶之间的平衡(balance)。过于向一方倾斜,就很难维持现实道德。是的,平衡本身即是善。我必须为了保持平衡死去也是出于这个意义。”(村上春樹 , BOOK2 :244—45)  

 

参考文献;

 

[1]多元主义语境下的村上春树的善恶观——以《1q84》为中心

[2]《人文心理学》.陈昌文.1994.8

[3]参阅 2009年 6月 16日 《读卖新闻》 “村上春樹氏インタビュー:「1Q84」への30年 (上)”。 

[4]《1Q84》中的宗教式爱情——兼论村上春树的情爱叙事.于桂玲.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5]之于村上春树的物语 : 从《地下世界》到《1Q84》.林少华. 2010年7月.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Foreig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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