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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孩子最初的生命时光里,他自己的需求 渴望没有被

张康
如果在一个孩子最初的生命时光里,他自己的需求 渴望没有被照料者看到,反而需要去迁就父母,不得不主动适应环境。那么,慢慢的,这个孩子就会离他自己真实的感受越来越远,逐渐发展出一个功能性自体生活在世上。 这个功能性自体可以学习,可以工作,甚至,可以结婚生孩子,可以 完美的履行社会的要求,符合大众的生活规范。 只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难以名状的空洞,焦灼,像被河底的暗流缓缓带起的泥沙,上浮弥散在胸腔里,让他难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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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红
面具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假我”,来代替真我适应原生家庭环境。随着成长发展,我们的伪装技巧日益纯熟。渐渐地,面具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一层包裹在心灵上的硬壳,阻碍我们体验、接纳和表现自己的天然特质,也使得我们逐渐地模糊了假我与真我的界限。 “面具”的代价:毒性羞耻感 既然面具能够帮助子女适应父母创造的原生家庭环境,为何戴上面具的我们却越来越痛苦? 那是因为,戴上面具、变成假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如影随形的、强烈的羞耻感。我们必须要为了“真我”的存在感到无尽的羞耻,才能心安理得地让“假我”代行其道。 这种羞耻感,并不是做错了事情之后感到的羞愧和内疚,而是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羞耻,是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贬低。美国心理咨询师约翰·布雷萧把这样的羞耻感称为“有毒的羞耻感”(toxic shame)。 如果我们认为,真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那么任何源自于内心的举动、思想和情感都会是错误的。无可避免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得绞尽脑汁地去伪装和掩藏真我。必须戴上面具,变成假我,我们才会感到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被接纳的、被尊重的。 在毒性羞耻感的影响下,有些人选择躲避任何可能出现“真我”的场景。比如,有人逃避一切可能让自己“原形毕露”的社交场景;有人力求自己每时每刻都光彩照人、无可挑剔;有人常常压抑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来迎合他人等。   在毒性羞耻感的影响下,也有一些人对任何可能戳穿“假我”的场景异常敏感。比如有人对批评非常敏感,一旦听到异议就要猛烈回击;有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误,需要找个“替罪羊”,或者干脆在错误产生的后果面前一走了之;有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嫉妒、竞争和猜忌……

赵莎莎
费斯汀格法则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提出的,它指出: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 ‌故事背景‌: 费斯汀格在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法则:‌卡斯丁早上起床后洗漱时,随手将自己高档手表放在洗漱台边,妻子怕被水淋湿了,就随手拿过去放在餐桌上。儿子起床后到餐桌上拿面包时,不小心将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卡斯丁心疼手表,就照儿子的屁股揍了一顿,然后黑着脸骂了妻子一通。妻子不服气,说是怕水把手表打湿。卡斯丁说他的手表是防水的。于是二人猛烈地斗起嘴来。一气之下卡斯丁早餐也没有吃,直接开车去了公司,快到公司时突然记起忘了拿公文包,又立刻转回家。可是家中没人,妻子上班去了,儿子上学去了,卡斯丁钥匙留在公文包里,他进不了门,只好打电话向妻子要钥匙。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家赶时,撞翻了路边水果摊,摊主拉住她不让她走,要她赔偿,她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摆脱。待拿到公文包后,卡斯丁已迟到了15分钟,挨了上司一顿严厉批评,卡斯丁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下班前又因一件小事,跟同事吵了架。妻子也因早退被扣除当月全勤奖,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原本夺冠有望,却因心情不好发挥不佳,第一局就被淘汰了。 在这个事例中,手表摔坏是其中的10%,后面一系列事情就是另外的90%,都是由于当事人没有很好地掌控那90%才导致了这一天成为闹心的一天。试想,卡斯丁在那10%产生后,假如换一种反应,比如,他抚慰儿子:“不要紧,儿子,手表摔坏了没事,我拿去修修就好了。”这样儿子高兴,妻子也高兴,他本身心情也好,那么随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见,你控制不了前面的10%,但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心态与行为决定剩余的90。 在这个事件中早上被吵醒了是10%,后面一系列事情就是另外90%。 如果你能在起床的时候马上调整自己的态度,避免过度的反应,可能后续就不会导致一连串不良的后果。 如果你起床的时候换一种反应,不是生气,而是安慰自己说:没有关系,吵醒了就吵醒了,没事,别人也要工作,那我今天就能够早一点去上班了。这样就不会那么生气,就不会影响孩子、妻子的情绪,后面一切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你看,虽然前面有10%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所掌控的,但是另外的90%却是我们能掌控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决定剩下事情的发展。

你来说说自己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