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绝不希望再听到你说这种话，不然我就走人，把你的

她说：“我绝不希望再听到你说这种话，不然我就走人，把你的同理心或者什么东西留给自己吧。”在后续的治疗中，她明确表示，她知道咨询师试图打开一扇名为“感受”的门，但她绝不会走进去。因为她感觉到，一旦沉溺其中，哪怕只要一次，自己就会淹死。 所以如果你问劳拉：你父亲、你男朋友、你上司这么对你，你不会痛苦吗？你不会悲伤吗？你为什么不跑？答案很简单，因为劳拉从未允许自己感受到这些痛苦和悲伤——她都隔离掉了。正是这种隔离，使得在我们局外人看来，劳拉仿佛对身边的烂人做的烂事浑然未觉。甚至她最初来做心理咨询，也不是要处理情绪，而仅仅是别的医生告诉她，疱疹的复发可能和心理压力有关，她只是希望治好疱疹罢了。然而这种做法，虽然能让人挺过生活中的痛苦，却也会让我们错过更美好的东西。就像劳拉无法忍受咨询师给她的共情和理解一样，她无法获得真正的“亲密”，哪怕她其实有一个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男朋友。 劳拉无法逃离烂人的第二个答案，叫消极重构。我们都听说过斯德哥尔摩效应——人质在被绑架后，反而会爱上绑匪。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内心总需要一个理由，来为自己解释正在遭遇的一切。一个人在漫长的囚禁虐待过程中，如果将绑匪想象为自己的爱人，那么这一切仿佛有了合理的解释，他的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劳拉，也是自己原生家庭的人质。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因此她在内心深处无比依赖她的父亲，按照她妹妹的说法，劳拉简直相信她的父亲像耶稣一样“能在水上行走”。因此，她内心深处的记忆从来都不是“父亲不负责任地抛弃了我们”，而是“他当时也别无选择”“我没能照顾好弟弟妹妹”“至少他没把我们送去孤儿院”。 同样的，当发现男朋友早就知道自己得了性病，却没告诉自己，导致自己也被感染的时候，劳拉想到的也并不是“这真是个人渣，我要和他分手”，而是“他向我道歉了，这好歹比我爸强”以及“他会送礼物给我，这个人还是挺好的”。 如果说一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找借口，将事情解释得对自己有利，那么劳拉正相反。这或许与她童年时被迫带着弟弟妹妹靠偷东西为生的经历密切相关——哪怕是为了生存这样正当的理由，劳拉却也只能通过偷窃这样不正当的方式实现，所以长大后的劳拉总是有深深的不配得感，觉得自己是做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