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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 在“听”过程中 我们会遗漏内容 其实

陶莎
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 在“听”过程中 我们会遗漏内容 其实我们“听”到的 都是我们想听到的或者我们熟悉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关注的是我们自己 “听”到的内容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内容 走出自我壁垒 才能“听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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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没有‮对一‬父母可以无‮件条‬的爱孩子 因为所有的父母都是有局限性的人 这句话很绝对,可仔细看是有根据的 我觉察到我对孩子的爱有条件和局限后 我跟有些来访父母们说 你不用担‮你心‬的局限性会‮孩对‬子产生影响 一方面我们大人‮认要‬真的爱孩子。另‮一外‬方面请相‮你信‬的孩子,选择你成为他‮父的‬母的时候,已经选‮了择‬你的局限性。 这就意味着‮有所‬人在‮母父‬这里,对于爱的期待‮过有都‬想要却没得‮父,到‬母一定用‮己自‬认为的‮值价‬来爱孩子,就像我也很‮易容‬用自己‮为认‬的价值去‮孩爱‬人。 爱有无数种,有些人会觉‮爱得‬是陪伴,有‮人些‬会觉‮爱得‬是给予。有些人会‮得觉‬爱是允许。有些人会觉‮爱得‬是尊重。 ​ ​比如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希望逢年过节父母说你回家给你做好吃的,我的父母因为我在外地怕耽误我总是说有空回来没空看看视频就行,那我就不喜欢听,我会觉得他们不需要我。 我父母错了吗?没有错! ​我错了吗?也没有错!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留下来的创伤是父母做错了什么?不是的! 是因为生命之间的错位,我们每个人对于爱的认知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来说,我们在父母那里得到的一定是有条件的爱。

赵莎莎
史托罗楼和阿特伍德写了《云中的脸庞》一书,他们分析了阿德勒,弗洛伊德,荣格等人做临床治疗的逐字稿,发现随着治疗越来越深入,阿德勒的来访变得更像阿德勒,弗洛伊德的来访变得更像弗洛伊德,荣格的来访变得更像荣格。书中认为,不仅一个人的发展是建构的,临床实践也是建构的,临床实践是一个双元建构的过程,是大家在临床中开始有了一种匹配性,这种匹配性会发生在一些双元工作中,也就是说治疗师会不停的影响临床。 任何临床都是一个影响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双元影响的过程,咨询师影响了来访者,来访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咨询师,咨询师正因为自己被来访者影响了,所以才会产生各种各样对人类的感受。而这样的感受是咨询师能够理解来访者的很重要的部分。 比如一个抑郁症的来访者,因为他的母亲有某种传染病,所以在养育他长大的过程中,母亲和他的关系是疏远的,隔离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体验有可能是无法表达的,接下来在他的生活中,他和一般人,特别是女性的关系就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是他下意识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实际上是一种病理性的适应,也就是主体间性学派伯纳德所说的病理学的实验。 这种适应本身并非是病态的,它是为了适应环境所产生的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他需要解释: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得那么远?为什么不能一起吃饭?为什么不能和妈妈拥抱……他的这些疑问,都会在临床中建构他对世界的体验方式。这种下意识的体验模式,史特罗楼认为它是一种内隐性的组织经验原则。他的组织经验原则是,当他和别人靠近的时候,他是有危险的,即他可能会被传染上疾病,所以当他有这个基本的经验原则的时候,咨询师就会觉得这个来访者处于隔离的状态,他从来不谈他的情感,也不会靠近咨询师。对咨询师很漠然的说,我没体验到你说的是什么,或者说到情感的时候,他会自动绕过,自动回避掉,他的生活就是这样。 此时咨询师会有一种撞墙的感觉,咨询师会努力的让来访者寻找体验,但是咨询师这种努力的寻找是因为自己触碰不到这个来访者,实际上来访者已经把他体验的世界释放出来了,咨询师已经居于来访者的体验世界。咨询师越想使用各种技术去靠近来访者,越会感觉到挫折感,这时就像史特罗楼说的移情是来访者试图将咨询过程组织到自己的组织经验原则中去的一个努力,是来访者把咨询师建构到他的经验世界中。咨询师在这个位置上正在体验来访者母亲位置的感受,这是史托罗楼当时对移情的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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