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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研究中,创伤事件通常被定义为个体经历或目睹的、对

张志军
在心理学研究中,创伤事件通常被定义为个体经历或目睹的、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或被感知为威胁)的极端事件,这类事件会引发强烈的恐惧、无助或恐怖感,超出个体常规的心理应对能力。 核心判断标准通常包含以下关键特征: - 事件具有极端性:如自然灾害(地震、洪水)、暴力犯罪(袭击、性侵)、事故(车祸、空难)、战争、亲人突然离世、虐待(身体/情感/性虐待)等,而非日常挫折。 - 引发强烈负性情绪:个体在事件中或事件后,会产生无法承受的恐惧、绝望、羞耻或无助感,而非普通的焦虑或难过。 - 超出常规应对能力:事件带来的心理冲击突破了个体平时的心理调节范围,导致其无法用以往的方式处理情绪和认知。 需注意,不同理论(如DSM-5诊断标准)对创伤事件的界定会略有差异,例如DSM-5中,创伤事件需满足“直接经历、目睹、间接知晓(如亲人遭遇)或反复接触创伤细节”等具体场景,且需与后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症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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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婕
晚餐前我带着疯玩了一下午的孩子回到了家,顺便向母亲说起在小区里的偶遇。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竟然有不少韩国人,孩子的一位好朋友的父亲就是韩国人。 听完我的分享后,母亲问我:“那你有没有尝试用韩语和他交流一下?”多年前我在国外留学时,室友是韩国人,当时我只跟着她浅学了一些入门的招呼语,连三脚猫功夫都算不上,现在更是早已忘光了。 我告诉母亲,我的水平实在有限,加之对方是位中国女婿,汉语已经非常熟练了,实在没有用韩语交谈的必要。 这个话题虽然就此打住,但是母亲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期待和失落却在我心中盘桓了良久。我已经30多岁了,但此刻我仿佛穿越回了童年,再次成为那个因为带回家一份成绩不够理想的试卷,而不敢抬头和父母对视的孩子。我甚至开始后悔,怎么没有尝试与那位父亲用韩语交流几句呢。 在漫长的读书岁月里,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几乎呈碾压姐姐的态势,很长时间以来我是存在感比较强的一方。我的各种奖状通常是父母用来激励或者刺激姐姐的武器。 成年以后,我们姐妹俩先后进入不同的工作领域。原本在家里少言寡语的姐姐进入职场后,竟然走上了耀眼的e人之路;而在学校里如鱼得水的我,步入社会后,面对越来越多的规训和巨大的工作压力,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渐渐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i人。父母依旧不忘将我们放在同一天平上做对比,我们姐妹俩在家里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早已将父母的评价标准完全内化的我,虽然想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但内心却无比诚实。父母流露出来的赞赏会使我暗自得意,父母无意间表现出来的不 满也会让我隐隐失落。 在前不久的大家族聚会中,姐姐充分发挥了她的性格优势,全程不仅密切关注着大家茶杯的动态,主动给席间的各位长辈端茶倒水,还能主导饭局的聊天方向,时不时的妙语连珠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呢,则彻底沦为背景板,只有被长辈问到时才会开口回答,其他时间则安安静静地吃饭,偶尔笑笑、点点头以示自己在听别人讲话。不用说,经过姐姐的对比,我木讷迟钝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了。餐后,父母当着我的面,对姐姐的表现大加赞赏。虽然他们对我只字未提,但我心里又何尝不知道,未被提及就是遭到了否定。 在身为时常内耗的女儿的同时,我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意无意之中,也会拿自己的两个孩子做对比。直到某次,我跟一个朋友感慨老大性格过于顽皮,要是能像老二一样听话可爱就好了。对方也是两个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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