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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 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并不是

王义丽
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 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和建设性的过程,这个原理几乎在理论上无人不承认,而在实践中又无人不违反。要使“明白道理”,不要仅仅把道理告诉,必须要首先让人有机会在实践中获得连续不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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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伟
我曾经是一个必须给书包上书皮才能读书的人。这个习惯跟了我很多年。翻开一本裸着的书,心里就发慌,像没穿衣服一样。我一直觉得这只是个无伤大雅的怪癖,直到在一次个人成长体验中,我“看见”了它的来历。 童年的画面浮现出来:每个学期结束,家人总会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这孩子,每学期都把书弄得乱七八糟,没一本囫囵的。”小小的我站在一旁,手里攥着卷边的课本,脸上火辣辣的。那不是关于“书”的记忆,是关于“羞耻”的记忆。因为保护不好书本,我被贴上了标签。那份羞耻感太沉重,年幼的我无法消化,便将它连同书本一起,压进了潜意识深处。成年后,我发展出一套精密的仪式来抵御它——给每一本书穿上衣服。仿佛这样,那个“把书弄得乱七八糟”的孩子,就从未存在过。 这或许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情结”:一个由童年阴影编织成的、看不见的笼子。我用包书皮这个动作,反复确认自己与那个羞耻的孩子的割裂,却不知道,每一次包裹,都是一次自我囚禁。 后来,在一个安全的成长空间里,我尝试了一次“积极想象”。我闭上眼,让自己回到那个被批评的午后。但这一次,我不是那个无助的孩子——我带着成年后的自己,走了进去。我看见那个低着头的小人儿,走过去,蹲下来,轻轻握住了他攥着书角的手。我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不是什么大错,没关系。”那个瞬间,紧绑着的手松开了。我心里某处紧绑的弦,也松开了。 几周后,我拿起一本书,忽然意识到自己忘了包书皮。我犹豫了一下,翻开封面,读完了好几个章节——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不适。原来我早就不用包书皮了。这就是我工作中常常见证、也亲身经历过的“自性化”——它不是刻意追求“更好的自己”,而是在安全的陪伴下,我们终于有勇气走进童年的阴影,握住那只曾经羞耻的手,告诉ta:一切都已过去。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史婧雅
是指在利益群体内,某个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作的努力,集团内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则由这个人个人承担,这就是搭便车效应。在合作学习中虽然全体小组成员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却容易形成“搭便车”的心理预期,个别学生活动时缺乏主动性或干脆袖手旁观,坐享其成;也有的学生表面上看参与了活动,实际上却不动脑筋,不集中精力,活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搭便车”现象。 产生“搭便车效应”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异质分组客观上使学生的动机、态度和个性有差异,其次许多学生没有完成合作技巧的培训,对于合作学习的评价的“平均主义”,即只看集体成绩不考虑个人成绩的做法等。 “搭便车效应”的危害非常大的,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如果更多地强调“合作规则”而忽视小组成员的个人需求,可能会使每个人都希望由别人承担风险,自己坐享其成,这会抑制小组成员为小组的利益而努力的动力。而且“搭便车”心理可能会削弱整个合作小组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等。 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合作小组的规模较小,由于每个小组成员的努力对整个小组都有较大影响,其个人的努力与奖励的不对称性相对较小,会使“搭便车效应”明显减弱;而且缩小规模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社会惰化现象会削弱,能够取得较高的合作效率和成果。所以在合作学习中建议4-6人为一小组,不要把有些大班简单地分成几个小组。 当然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要营造一种愉快的合作学习环境;要明确任务与责任合理分工;随时观察学情,监控活动过程,指导合作的技巧,调控学习任务,督促学生完成任务;奖励机制分配上破除“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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