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作为中国性社会学领域的先驱学者，其对特殊性偏好的观点始终以学术研究和个体权利为核心，主张在自愿、成人、私密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性实践。以下是其观点的综合梳理：
1、对虐恋（BDSM）的学术辩护
李银河认为虐恋是性少数群体的一种合法表达形式，属于“性脚本的多样性”。她通过研究福柯的理论指出，虐恋本质上是对身体快感和人际关系的创造性探索，而非病理或道德问题。在《虐恋亚文化》中，她分析虐恋并非暴力或压迫，而是参与者通过协商达成权力交换的游戏，强调“自愿原则”是其核心伦理。此外，她个人早年对虐恋情节的兴趣（如电影中的鞭打场景）促使她深入这一领域，试图消除社会对虐恋的污名化。
2、对多边关系（如换偶）的争议性支持
李银河曾提出“换偶”（即伴侣交换）在多方自愿的情况下应被视为一种娱乐方式，并主张成年人有权选择此类关系。她在2006年广东性文化节的发言引发轩然大波，被批评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尽管她强调此类行为需严格遵循自愿原则，但反对者认为其可能加剧性传播疾病风险或破坏传统婚姻伦理。李银河回应称，学者有责任探讨社会现象，而非迎合主流道德，并指出公众的激烈反应反映了社会对性的普遍压抑。
3、对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倡导
李银河长期为同性恋、跨性别者等性少数群体发声。她认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自然且多样的，主张同性恋非罪化、非病理化。在《同性恋亚文化》等著作中，她通过田野调查揭示中国同性恋社群的生存状态，并推动2001年同性恋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中移除。对于跨性别伴侣（如她与大侠的关系），她强调性别认同的复杂性，认为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差异应被尊重。
4、对传统性道德的批判
李银河多次批判传统性观念中的双重标准，尤其是对女性性权利的压制。她指出，社会常将女性的性行为与“贞操”绑定，而男性则被默许更多自由。例如，她反对将婚前性行为污名化，并引用数据显示中国年轻一代婚前性行为比例已超70%，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她主张性快感是基本人权，女性应摆脱“被动接受”的刻板角色，成为性活动的主体。
5、学术立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尽管李银河的观点在学术框架内强调自由与宽容，但其言论常引发公众争议。例如，她关于“性交易非罪化”的提议（认为性工作者应享有合法劳动权）被批评为忽视剥削问题。对此，她回应称，研究旨在揭示现象而非倡导实践，并呼吁通过法律规范减少性产业中的暴力与不公。
总结
李银河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在不妨害他人权益的前提下，个体的性选择应被尊重，社会应减少对特殊性偏好的道德审判。她通过引入西方性学理论（如福柯的“性史”）与中国本土实践结合，试图推动社会对性多元化的理性认知。然而，其观点常因文化传统与法律现实的冲突而面临挑战，争议本身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性观念转型中的复杂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