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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需要时间,进步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方向。

胡艳丽
改变需要时间,进步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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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大朋
鲁山的冬晨,雾气还未散尽,尧山大道某小区的红气球就已高高挂起,映得灰白的楼体也染上了一层喜庆的暖色。12月10日,本该是李砚(化名)人生中最璀璨的一天——她要出嫁了。 在鲁山一高的校园里,李砚是那个眼里有光的“历史女神”。28岁的她,拥有令人艳羡的编制,讲课时能把枯燥的年表变成鲜活的故事。她总是穿着素色的衬衫,身上带着淡淡的墨香,办公桌上常年摆着一块鲁山花瓷的碎片,釉色黑中透蓝,像她的人一样,温润却藏着风骨。 可没人知道,这身红嫁衣,是她穿了11年“囚服”后的最终刑罚。 从大学时代起,李砚就被贴上了“大龄剩女”的标签。在父母和亲戚的价值体系里,一个女人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为了这个“价值”,她抗争了11年。从大学时的激烈争吵,到工作后的崩溃痛哭,甚至不惜以极端方式相抗,换来的却是父母的以死相逼和亲戚口中“不孝”的指责。她的工资卡被母亲按月截留,经济的不独立像一根绳索,勒得她喘不过气,也让她失去了逃离的底气。 婚礼前三天,她在朋友圈写下仅自己可见的句子:“史书落笔皆是命,我偏不愿为棋子。” 那天上午九点多,接亲的鞭炮声还在楼道里回响,刺耳的警笛声却划破了宁静。邻居们起初以为是邻里纠纷,直到小区群里传来令人窒息的消息:“新娘坠楼了。” 当人们冲到楼下,看到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李砚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上的大红婚纱与鲜血交织,手里似乎还紧紧攥着那块她最爱的花瓷碎片。那个在讲台上意气风发,教导学生“项羽破釜沉舟尚需勇气”的老师,最终选择了用这种惨烈的方式,逃离了她无法掌控的人生。 悲剧发生后,本该悲痛的双方家庭,却陷入了对27万彩礼的推诿与争执。娘家说“人已嫁出”,婆家说“未正式成婚”,那具曾充满生命力的躯体,一度无人认领,直到次日才被送往殡仪馆。 在她留下的遗言和日记里,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对自由的渴望。她甚至细致地交代了银行卡密码,将仅剩的财产留给了曾伤害她的父母,却托付朋友将她的骨灰扬在有太阳和大风的地方。“我不能丢了祖宗的脸”,她在日记里写道,用生命捍卫了最后的尊严。

李有军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曾提出:人类对失去的痛苦的感受,比获得快乐的感受强烈两到三倍。好比你亏了100万的痛苦,比赚了100万的快乐,要大个好几倍,所以你会看到,为了不失去,我们成了关系里卑微的“控制狂”:事无巨细地关心对方的一切,对方不及时回消息就担心“TA是不是不爱我了”;对别人的一举一动很敏感,为了维持关系刻意讨好,生怕对方离开自己。久而久之,我们似乎在过着一种“正确”但不快乐的人生:毕业找什么工作、5年后做到什么职位、30岁要完成什么目标......必须统统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又比如,通宵加班的工作很折磨,但担心找不到好的工作,一直在辞与不辞之间内耗焦虑。这是因为我们习惯把一段关系、每一个事物都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只要失去就会崩溃、发疯,唯独占有和控制才能对抗恐惧,内心才能获得秩序感和安全感,这仿佛成了我们避免人生失控的最大筹码,为此我们把自己活成了想象中的一个头衔、一串数字,习惯用这些来评判我们的人生好坏,来校正人生方向。而此时却从未关心过自己:用力讨好一段关系舒服吗?失去工作和被工作折磨,哪种更好过些呢? 在心理学家弗洛姆看来:一个人最终的生活不是“占有”,而是“存在”。“占有”的环境会使人被物化,而“存在”是体验生命的不同状态,更能全面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其实,享受“人生的使用权”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比如请一天假不工作、不带孩子,去野外感受夏天吹过的风、呼吸午后下雨的味道;在关系中去体会每一个爱与被爱的瞬间,而不去纠结付出与收获的比例,要知道,那些普通的日常才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只要你用心体验它,人生其实可以很快乐。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既然这样,不如在人生这场戏里,把体验值拉满,因为世界是不会按照我们预设好的剧本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失误也是必然的,所以出错似乎也没那么可怕。而容错率高的人,往往会更享受事情本身,不会担心自己出错、惴惴不安。因为无论绕了多少路,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像吴慷仁说的“只是晚一点回到家而已”,所以我们要尝试放下拥有权,享受使用权:享受生活给予的一切好与坏,停止内耗,找到内心的平和,毕竟你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那就允许一切体验发生,允许自己出错,允许人生脱轨。轻松点,因为生活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也不会如我们所愿的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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