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

A ·女性为何拒绝女性性？ 对女性性的拒绝从弗洛伊德时代就在西方国家盛行，从《癔症研究》开始弗洛伊德的来访就是女性，女性性一直被其视为理论的“黑洞”。21世纪很多男孩女孩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要去成为那个最有价值的人。这是阳具逻辑的，以获得自恋性认同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经过了阳具性阶段，男孩要成为男人，女孩要成为女人。那么什么是女性呢？女性的本质就是对抗后的接受/放弃，这决定了女性性并非是男性性对立面，即并非是“第二性”，而是“另一性”，这种“它”的感觉是另一种不同于阳具性和男性性的状态。对女性性的拒绝有很深层且复杂的原因，比如女性要承受更多“未连接的兴奋”，因为女性的性兴奋来自他者，女性必须要将被插入的异物感转化成享乐，承受对性的恐惧。这些过程必然带来创伤，并激发出大量的力比多能量，为此，我们需要为女性“做一些工作”。女性拒绝女性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母亲也是女性。由于母亲对性的压抑，无论男孩女孩，都难以想象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女性，孩子可以通过母亲的话语听到母亲对父亲的欲望。这是性别差异的重要体现，相比于男孩，女孩的性器官更隐蔽，无论是生物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这也导致阳具期的女孩更加难以认同母亲，认同性别差异，最直接且常见的结果就是青春期的女孩把自己裹成麻袋，防止性的部分被体现出来。 ·如何拥有女性性？ 根据女性本质的描述，“对抗之后的放弃”，可以联系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去体会，一个女性在什么时候特别有女人味？什么样的状态更像一个女人？一个自然的逻辑是放弃阳具性享乐，即当一个女人，也许还是很成功的女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原来唯一紧握的权力或其他类似的追求，接受并能享受“失败”的结果时，就向女性性迈进了一大步。 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女性感到被爱后结婚选择放弃高收入的工作转而做全职主妇，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性的选择，虽然这个切片不能以偏概全，但我们大概可以从这种为爱而放弃原有的一些力量的现象中感受到这其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女性性的感觉。当今世界万象更新，在动态变化的人类社会中如何获得女性性，依然是巨大的挑战的理论空洞。女性性的议题需要每一个女性和男性共同去思考和探索，性别差异是人类主体性产生的先决条件，成为男人或女人才能称为具有主体性的人。也因为女性性能够帮助男性成为男人，对女性性的理解应是男女共同关注的问题。

A 今天打算做什么？

A 你的心情如何？

A 父母互动模式如何？

A 情感疏离（distance） 是一种安心又痛苦的关系体验，它的作用是防止与人发生有意义的接触。这涉及到个体的主体性被异化和身份认同缺乏巩固。 这篇文献介绍了两种对这种分离体验的解释，分别是「对母亲的创伤性认同」和「对母亲持续共生的渴望」。 人类在婴儿时期第一个身份的出现，是通过借用母亲的自我功能实现的，母亲通过对婴儿无微不至的照料，将对婴儿的期待通过意识和无意识途径传递给婴儿，使婴儿成为这个特定母亲的的孩子，使他形成自体-客体关系经验，而这个身份是与对客体的功能相关联的，因为婴儿内摄并认同了一个可以满足母亲期待的工具性的身份，如果母亲的期待是合适的那么这个阶段是非常具有发展性的，如果母亲的期待是不与孩子发生身体和情感的连接，那么孩子就会内化一个拒绝的创伤性客体。 接下来，如果母亲没有随着婴儿独立需求的增长而逐渐把婴儿还给他自己，也就是说母亲想要继续让孩子成为具有满足自己功能的角色，那么儿童就会因为想要保留母亲目光下的自己这个身份以获得安心和舒适感而与要分化和独立的需要产生冲突，而这种身份认同并不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自我同一性，人们终究要通过建立自体-客体的边界来巩固自己的身份感，成为独立的个体，在关系中不失去自己，独自时不失去客体。 若无意识执着于认同工具性的身份，那么自体-客体的融合倾向就会破坏边界的形成和稳定，个体又会因此产生巨大的焦虑，这种脆弱的身份感最终通过关系中的疏离来防止他人的侵入，防止自己成为他人关系定义下的自己，也防止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融合需要，让冲突被深深压抑，导致无法与人真正的在一起。

A 儿童虐待是个沉重的话题，被形容为“灵魂谋杀”是恰当的。 我们会发现被虐待的儿童会选择保护父母。当儿童被打、被关禁闭、被性侵、被强迫吃屎……儿童无法理解这种过量的刺激感觉是什么，也无法承受这些痛苦，多次受到虐待的儿童的灵魂逐渐被扼杀，开始扭曲。儿童为了活下去，必须发展出一套理论来适应环境，比如错不在父母，而在自己。当然，父母也会通过强调自己的不得已来否认虐待行为的伤害性。这样施虐-受虐模式就形成了，这是孩子和虐待父母唯一的链接方式，也是获得父母好的对待的唯一可能。 我们都清楚除非虐待父母“良心发现”，否则不可能转变施受虐模式，虽然这些父母可能曾经也是受虐的一方。而正是儿童那天真的、原始的好父母幻想，即“父母下次会变好”的被爱和融合愿望，为维持施受虐配对贡献了重要力量，即儿童通过成为受害者-共生体，即主动受虐来防御无法被爱的恐惧。这个过程被费伦奇称为“充满焦虑的认同”和“对攻击者的内摄”。 这些孩子成为父母之后，内摄的父母形象被激活，童年的焦虑也被激活，这强化了对攻击者的认同。他们望着自己的孩子，仿佛看到当年焦虑且受伤的自己，产生强烈的救赎和推翻过去的愿望，出于防御，他们最终会不由自主地选择认同攻击者，通过扮演主动施虐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与自己结成过去一样的同盟，并在重现的施受虐的关系中，幻想着“我来作父母，这次一定会变好”。 虐待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可悲的闭环，即施受虐的双方随着年龄成长和身份转换而反转并以强迫性重复的方式延续“父母会变好”的妄想。 #儿童虐待[话题]##灵魂谋杀[话题]# #精神分析[话题]#

A 寻找合适的治疗师也是在寻找自我。 那些不断寻找治疗师或医生或其他什么人，企图让这些人把自己的痛苦“无痛”带走的人，无疑是想要摆脱痛苦的，但缺少一些特质：洞察力、忍耐力和行动力。 洞察力可以理解为反思能力，一个人无法回忆有关自己痛苦的经历，就无法讲述故事，无法进行与自己有关的诠释，仿佛是一个痛苦但没有原因的人。 分析师无法了解缺乏洞察力的病人的个人历史，就无法理解他的痛苦，无法进行有效诠释，这种无望感就是病人也感受到并向带给治疗师的，往往治疗师会因为这种没有希望而放弃，这刚好再一次验证了病人的观念，即“我又被抛弃了，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但这种无法理解自己和被理解的绝望不会导致病人不再寻求帮助，反而促使其更加想要找其他的人，同时找很多不同的人来拯救自己。而这种重复很慢带来真正的改变，因此，分析师唯一能做的就是抵抗这种无望感和愤怒，没有真的绝望并“抛弃”病人已经为未来可能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忍耐力和行动力在疑病症患者身上比较常见，病人不断地逃避让自己痛苦的经历和感受，同时不断产生和关注身体的不适，不断地寻找不能帮助其解决真正问题的医生，完成这种否认和逃避。的确，很多时候心灵的痛苦要比身体的不适难受得多，如果治疗心理的问题可以像治疗身体那样清晰和可控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疑病症有时候不仅只看医生，同时还去参加个体或团体治疗，只不过在难受的时候，会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的身心感觉而会立即行动——“急病乱投医”，导致治疗师无法带他进入到痛苦的内在世界去练习忍受，只能将自己的内在空间借给病人，暂时涵容他的痛苦，直到有一天可以把这些痛苦还给他。所以分析师面对这类病人只能与他一起关注身体疼痛，并在治疗中忍受本该属于病人的痛苦，直到病人感受到他的这部分痛苦起码在在分析师那是可以忍受的，也许才愿意开始一点点拿回去。